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毕生奉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的理念，他身居异邦、不忘桑梓，一面在南洋缔造出庞大的橡胶王国，一面为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设倾注无数心血。1938年5月，闽粤侨乡相继失陷，年逾花甲的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劝输巨室，勉励同胞，为祖国抗战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的支援。1940年3月，陈嘉庚率慰劳团归国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大后方的重要城镇。通过近距离观察国统区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气象面貌，陈嘉庚不禁生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之喟叹。如果说“救乡运动”反映的是陈嘉庚对国民党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不信任，那么1941年南洋华侨师范的设立纠纷，则显示他同重庆中央政府无论教育理念抑或社会愿景皆存在着深刻分歧。

囿于一手文献的匮乏，过往以陈嘉庚教育实践和南洋华侨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对新加坡南洋华侨师范诞生的曲折历程着墨不多，且每每论及该校与福建长汀“国立第一侨师”之关系，常呈现一种语焉不详的书写状态。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运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官方文书，并参照当时的报纸杂志与事后的自传回忆，还原陈嘉庚倡设国立华侨师范学校的初衷，再现“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如何在海外进行教育统制，条分缕析“无党无派”的陈嘉庚让教育与政治松绑的思索与行动。

一、陈嘉庚倡设国立华侨师范学校的初衷

2025-08-04，陈嘉庚的考察之旅渐近尾声，他在贵阳致电重庆教育部，希望部长陈立夫以“国立”为名在闽、粤两省各设一所华侨师范学校，栽培祖国“有志侨教”的青年，接纳返乡求学的侨生，纾解南洋华侨学校的“教师荒”现象。可见，陈嘉庚对这所学校的构想有着故土与侨居地的双重考量，依循这一线索逐层分析，方能解释热衷于“独立办学”的陈嘉庚选择“依托国立”的真实缘故。

（一）陈嘉庚心系故土的考量

陈嘉庚一向具有振兴桑梓教育的夙愿。据陈嘉庚回忆，辛亥革命之际的福建教育十分落后，从该省薄弱的师范教育状况即可略窥一斑。当时，全省唯一的公立师范设于福州，“求学者争先恐后，每年招生二班八十名，多不公开招考，盖官僚、教师及城内富人豪绅之子弟，早已登记占满”，这群家境殷实的学生，平日里惰于修身精进，只求毕业文凭到手，对月薪仅二三十元的教师职业不屑一顾，致使闽省师资储备严重不足。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兴学，即遭遇“无师可用”的窘境，不得不远赴文教昌盛的江浙地区延聘校长、教员。因此，他对“师范学校”之于闽省教育前途的意义有着真切体会，“余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惊心，弗能自已。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不难发现，陈嘉庚对囊箧萧条的寒门学子极为青睐，原因是他们比普通人更加珍惜“学、膳、宿、书”各费优免的待遇，以三尺讲台为唯一志业，肩负起启迪民智、改良民生的重任。于是，陈嘉庚在与陈立夫后续的通信中，格外强调国立华侨师范应选址僻处闽南的漳州、泉州，才能发挥立竿见影之效。

再者是陈仪对闽省私立师范的遏制。1934年福建事变后，陈仪主政闽省。他认为师范教育的办学权力不宜下放给私立学校，遂以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为由，关停了除集美学校以外的所有私立师范。可是，政府“教育统制”的成绩却乏善可陈，“统归省办，迄今五六年，仅在永安成立普通师范一校，学生八百名而已，五年毕业，每年不过一百五六十名，十年亦不过一千余名，供不应求，不知将如何分配”，令热心桑梓的民众徒增齿寒。1936年冬，集美男、女、幼稚师范亦被省府划入“禁止”之列，陈嘉庚多次函电教育部据理力争，才获准每年招收一个班级的师范生。对于这样的结果，陈嘉庚表示“此乃敷衍了事，余实无限愤慨”，因为集美学校“造就师资以供给省内及南洋等处需要”，其停办对南洋华侨教育的冲击至深且钜。1940年，陈嘉庚访问重庆时，听闻陈仪计划成立福建大学，正游说教育部将建制完善的厦门大学（1937年已改为国立）并入其中。是以，陈嘉庚认为“视闽人如奴隶，不欲造就闽人”的陈仪是阻碍闽省教育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挽救向隅而泣的有志贫生，如何修复支离破碎的教育布局，皆须在“浙人治闽”的桎梏之外寻找方案。

（二）陈嘉庚情牵侨居地的考量

首先是华侨与祖国的情感纽带亟待巩固。南洋华侨在暹罗者人数最众（约500万），其次为英属马来亚（约230万），再次为荷属东印度（约160万）。20世纪初，南洋各地的华文学校寥寥无几，渴望求学的侨生在外语学校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约束，“若英属虽设有英文校，所读所教只能备英人使役而已，不但无专门或大学，便是相当中等学校亦难得。若荷印文学校，则不许从祖国来之华侨子弟入学。暹罗则须读简单暹文”。长此以往，对母语和母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华侨子弟极易被西方殖民者或东南亚土著同化。而新加坡的华文学堂，虽因财力雄厚的同乡组织蔚为大观，可各校的界域意识殊为严重，“广府有养正，客家有应新、启发，潮州有端蒙，福建有道南，琼州有育英”，普遍将异帮子弟拒之门外。为使“英荷各埠、闽粤各帮无论贫富之子弟概得就近肄业”，陈嘉庚在星洲努力宣传“华侨团结”的价值观。自1918年始，陆续创办南洋华侨男、女中学及爱同、崇福等小学。得益于集美学校培养的优质师资，英属马来亚的华文学校不必再向京、沪远聘，均用熟悉而亲切的“家乡面孔”。难能可贵的是，南洋华校特别重视国语教学，相比国内甚至犹有过之，“现下南洋国语到处可以流通，较之祖国某省学校，尚有用方言教授者大不同矣”。迫于形势，殖民地的外语学校亦稍微放松了对侨生的教育限制，于教材内增添了不少中文课文。

其次是南洋殖民当局对华侨学校的箝制。南洋华校虽然一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暗含隐忧。因为祖国政府对华侨教育向来是有心无力，听凭南洋华校自生自灭，从不给予监督或指导，“虽然教育部在过去曾有华侨教育委员会之设立，而现时侨务委员会又有侨民教育处的设置，但对于华侨教育，实际上仍没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驻外的领事官们亦多碌碌无为，在南洋侨教危机中不能折冲樽俎，维护那些依法向国内教育部注册的华文学校。暹罗自亲日派执政后，对华侨的态度急转直下，厉行“教育同化”，先严禁侨校使用中文课本，后强迫侨生转入暹校，“华侨子弟在华人所办的学校内不能多读中国文，这种华侨教育何能不算是一天一天向死亡的道路上跑呢？”然而，国民政府对海外“教育主权”的丢失无动于衷，这无疑使英、荷殖民当局箝制华文学校更加有恃无恐，其连锁反应即为侨生与祖国的情感日益疏离。陈嘉庚在星洲募集抗战义款时，就有名粤籍侨生，家财万贯却一毛不拔，“彼在各埠有药材行，风闻有人倡议抵制，不得已捐出一元”；卫生部征揽医生回国救死扶伤，“马来亚侨生，在香港及新加坡医学校卒业者颇夥”，尽管薪酬加增数倍，却始终无人问津，陈嘉庚不禁扼腕道，“有此不幸皆由未受祖国文化所致”。

（三）影响陈嘉庚选择的现实契机

战时普及国民教育需要大量师资。1940年3月，与“新县制”相配套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颁行，教育部长陈立夫计划在五年内实现全国普及教育，要求每乡（镇）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这两种学校均包括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使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陈嘉庚推算，闽省人口近一千三百万，每甲十户，每户五人，每保一百户，即五百人，共计二万五千多保，即便在五年计划的第一期（1940年8月至1943年7月）“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也须建成八千多所学校，每校“至少须有普通师范毕业生任校长及教师者二人”，那么仅福建一省，就需要超过二万名师范生。反观现实，“仅仅闽南泉属五县，便缺少教师一千五百人，原因是旧有的教员，为了生活不足维持，有的改了行，有的甚至做苦工去，因为苦工虽苦，收入却比教师多了几倍”，且全省唯一的师范每年毕业仅百余人，“只足以补现有各校教师之改途或死亡者，而逐年增设新校，则全无教师可以应付矣”。这恰恰为陈嘉庚在家乡再造师范教育、对抗陈仪的“统归省办”提供了绝佳契机。

综上所述，对陈嘉庚来说，故土与侨居地唇齿相依，故土教育之良窳，关系侨居地文化之兴衰。如今陈仪遏制闽省私立师范导致故土民智迟迟未开，南洋殖民当局箝制华侨学校引发华侨祖国认同危机，唯有巧妙地搭上普及国民教育政策的顺风车，依靠“国立”之名创办崭新的华侨师范，以教育为能量流，故土与侨居地华侨教育的面貌方可焕然一新。故陈嘉庚在函电中直言“最切之求，在以国立名义出之，免受省府支配”，盖冠以“国立”名号，不仅能避免省府对该校教育自主的野蛮干预，还能以此为肇端，潜移默化地改善桑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

二、重庆国民政府对南洋华侨师范的拒阻

（一）国民政府对陈嘉庚“侨师倡议”的虚与委蛇

1940年12月，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选派代表组成）审议陈嘉庚的函电，认为覆函要明白无误地传达以下三点信息：其一，教育部一直关心海外侨胞的教育情况，在“卅年度工作计划”已拟订“侨民师范学校及师资训练所”的办理方案；其二，华侨师范的招生对象“不必以闽粤两省为限”；其三，华侨师范不仅设于国内，更应设于海外，只是后者“不必居国立之名”。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觅得陈立夫《元月八日覆函》的草稿，发现字里行间涂抹与补注之处甚多。对照陈嘉庚披露于《南洋商报》的通信原文，笔者认为该函稿实则显示了教育部对华侨师范“未来走向”的真实想法：

“设校地点及所招学生，拟不以闽粤两省为限，先在国内适当地点筹设国立侨民师范学校一所，其开办经费由部酌拨十五万元，至其经常费，仍须由台端与南侨总会商洽筹措，每年仍需卅六万元【其开办费及经常费，由部筹拨】。同时并拟在马来半岛设一侨民师范学校，以招收侨生及闽粤两省学生；为适合海外之环境，此校似可不必居国立之名【由本部筹办，而不居国立之名】，请由台端与侨界名人组织校董会，以董理大事。【经费除一部分系开办费，由本部酌拨国币五万之外】其经临各费，须就地筹措【，而办理人员则可由本部择尤派往】。”

首先，在闽粤侨乡之外择地设校，表面上似乎是担心师生们“拉帮结派”，不利于团结，实际上，陈立夫是力图规避陈嘉庚与福建省政府的摩擦：一方面，省主席陈仪（绍兴人）、第100军军长陈琪（诸暨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浦江人）和自己（吴兴人）有同乡之谊，皆为深受蒋介石信任与器重的浙江籍官员，陈嘉庚在1940年11月曾向重庆连呈数电，弹劾“三陈”，终不了了之，故不值得为陈嘉庚的教育理想损害同僚间的互惠关系；另一方面，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爱国精神见重寰宇，“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对战费几负担三分之一”，教育部欲在战时有所作为，势必要与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保持良好关系，从而为大后方的教育建设招徕经费。

其次，陈立夫考虑到南洋外交错综复杂，在境外以“国立”之名办学，殊为冒险。若能借助陈嘉庚的人脉与声望，在马来亚开展符合三民主义精神的师范教育，则再好不过。所以，不妨将陈嘉庚推至台前，邀集侨界名人组织校董会，负责筹措“经临各费”，而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人员和教材内容须由幕后的教育部一锤定音。于是，“此校似可不必居国立之名”与“办理人员则可由本部择尤派往”，一表一里，环环相扣，为重庆国民政府在海外施行“以党治校”铺垫道路。后来，《星洲日报》的一篇社论，在质疑陈嘉庚“私办”南洋侨师的合法性时，亦道出了陈立夫的弦外之音，“所以不居国立之名者，因本坡为英国之殖民地；所以必由教部派员主持者，因师范教育为政府所绝对统制者。以避名而就实，立意至佳，办法至妥。”

最后，关于国内、海外两所华侨师范的“教育部补助”，陈立夫不仅将初始提案的具体数目悉数删除，还刻意调整了两校的拨款方式，宣称“国立”华侨师范的开办费及经常费将由政府全额负担。诚然，这一承诺的确在短时间里凝聚起人们对教育部“惠侨兴教”的好感，但它模棱两可的表述亦具有强大的反噬作用，一旦将来无法据实兑现，战时教育统制的正当性亦会随之动摇。

1941年2月，已返回新加坡的陈嘉庚再度致电教育部，重申闽粤侨乡才是华侨师范的最佳落脚地，否则该教育事业注定事倍功半，“毕业生要来南洋担任教师，尤须在南洋有亲戚朋友，可供短期食宿并任介绍，闽粤学生得之自较容易；若校址设在他省，学生多他省籍，南洋亲友无多，当然未便冒昧南来，要待受聘始来，则机会甚少，欲株守家园以待，则生活难免恐慌……闽粤学生路途遥远，往读不便，贫苦学生一年数次往来，旅费亦不易措备。”至于在马来半岛另设一所华侨师范，陈嘉庚对此首肯心折，表示将在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南侨总会二届大会上，呼吁各地筹赈会为该校浥注资金。

不料大会开幕前夕，陈嘉庚于3月25日接到陈立夫来信，被告知“一月廿一日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决：海外设置侨民师范学校事，以时局关系，暂缓”。原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马来亚槟城等处福建会馆痛斥“陈仪祸闽”苛政，引起南洋侨界强烈反响，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和外交部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如芒在背、坐立难安。B1940年8月，吴铁城打着“宣慰侨胞”的旗号来南洋指导党务，除了将国民党员安插于华文中学执教外，他还企图利用报社操纵社会舆论，派童行白赴菲律宾马尼拉主持《新闽日报》、庄心在赴马来亚槟城主持《光华日报》、祝秀侠赴印尼吧城主持《天声日报》。在吴铁城看来，陈嘉庚“倒陈救闽”的言行无疑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倘若放任他“摭拾流言”、“诽谤中枢”，那么海外华侨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对国民党“公开活动”的拥护必将日益涣散。

显然，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1940年12月的决议，系“尚未知陈氏与陕北接近，最初颇有借重之意”，1941年1月宣布项目暂缓，系听从中央海外部及外交部的建议，不愿将华侨师范委托“思想危险”之人。陈嘉庚联想到云南保山华侨中学“为教部直辖”，开学三月仅上课一月，教师竟用方言讲授，众侨生“误信此中学宣传如何完善”，欲归不得，不禁担心国内的华侨师范是否同样令人失望。于是，被国民政府“怙恶讳疾”之举深深刺痛后，陈嘉庚彻底打消了依托“国立”之名兴办侨师的念头，决定在新加坡以南洋华侨之资独立建成南洋侨师。

（二）国民政府对陈嘉庚及南洋侨师的罗织构陷

不过，南洋华侨也并非铁板一块，南洋侨师的筹备讯息甫一登报，惠州人陈宗嶽（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曾任粤省教育委员长）即率先发难。他直截了当地用“僭越”一词，指责“华侨私办师范学校”违背公序良俗，“师范教育原为国家之‘禁脔’，例不容他人染指，即愿为‘代庖’，亦须先得政府之许可”，值此国难方殷之际，侨民尤应遵守政府法度，不可执着于私利，使华侨教育偏离正轨。同时，他还大胆预言，孤悬海外的南洋侨师将与陈嘉庚“亲近祖国”的关切南辕北辙，“侨生如要接受祖国文化，只输以学校之书本教育，其为效固微乎其微，以侨生未足履祖国者教侨生，欲其领受祖国最上等之社会遗产，亦恐如痴人说梦矣”。这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对国民党政权来说，可谓意外收获。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觉知，要以国家“教育法令”及“教育原则”为立论点，在马来半岛的华文报坛掀起一场削弱南洋侨师“合法性”的舆论战：一方面，积极拉拢《星洲日报》的创始人胡文虎（陈嘉庚的商业竞争对手），在新加坡宣传国家统制师范教育的正当性，亦将长汀国立侨民师范及江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的筹备近况广而告之，以正视听；另一方面，把陈嘉庚兴办侨师的动机，归结为对“福建省政府取缔集美学校”的蓄意报复，令侨胞们看清他“擅自挪用救国赈款”扶持非法学校的独断专行。

此外，为提防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深度合作，重庆方面还动用了特务机关，调查南洋侨师拟聘教员的身份背景。首当其冲的便是校长庄奎章，他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曾担任福建厦门、霞浦等中学校长及同安县教育局长，在闽省教育界素负盛名。但军统密报却显示，庄奎章系因“思想左倾”及“侵吞公款”等事被处罚，才流窜至南洋谋生，“今若以之任南师校长，影响侨教甚大”；而高凌百亦称，有华侨匿名向总领事馆投书，揭发庄奎安十五年前“公开诋毁国父”，致被惠安县政府围捕。随后，在中央海外部的摇舌鼓噪下，南洋侨师校长“德不配位”的声音，在马来亚华侨中甚嚣尘上，甚至发生霹雳、马六甲、麻坡各埠华侨“声讨庄奎安下台、否则拒缴认捐”的群体性事件。紧接着被盯上的是两名校务主任杨东莼、彭炳卯。前者是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皖南事变后一直潜伏于香港，从事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因和范长江、茅盾赴新加坡的讯息被敌人截获，事实上未能就任。后者是陈嘉庚集美学校的老员工，1934年在“闽变”中被捕，“后因自新不诚，复被闽省保安处扣留，判处徒刑十年”，经集美师生多次电恳，他才以“奔丧”获准保释，旋即南渡星洲，在福建会馆所属的爱同小学任教。随着流言蜚语纷至沓来，南洋侨师筹委会的内部分歧亦逐渐扩大，部分粤籍委员因认同“校长及教员应由中央委派”，相继递交辞呈。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罗织构陷，陈嘉庚漠然处之。他将金炎路的“昔时富侨巨宅”改作南洋侨师的校舍，其“屋宇宽敞，环境幽美”，可同时容纳400名学生上课；并在陈贵贱、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曾江水等侨界名人的帮助下，为南洋侨师募得21万元启动资金。重庆外交部见陈嘉庚并未遇挫而止，遂向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咨询意见，“查师资训练，遵章应由政府主持，该校创办之出发点，固系热心教育，而手续不合，无可饰词。根据庄某在新因案处分，众望不孚，然陈嘉庚不计物议、不容铮谏，现粤籍筹委辞职者已有郭新、曾纪辰等数人。更可危者将来该校之训育问题，所造青年意志如何，不可逆料”。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认为，陈嘉庚“不计物议、不容铮谏”足见他对南洋侨师的创立是志在必行，“倘加以硬性之制止，一则以海外特殊环境不易生效，二则万一制止不成，陈嘉庚必变本加厉”，因此需要对他作“刚柔并济”的两手准备：“柔”的手段是派本会侨民教育处余俊贤6月至星洲向陈嘉庚解释，“私人办理师范”与中央法令不符，若能将师范学校改办模范中学，可酌设师范科，亦无碍培育侨校师资之计划；如陈嘉庚仍一意孤行，“刚”的手腕是责成马来亚侨教专员林乾祜会同余俊贤及驻新总领馆设法取缔，并将“南师将来毕业之学生，文凭不能应用于国内外升学”的警告刊于星洲各报。

根据高凌百的电报，陈嘉庚6月24日接到总领馆转交的“改办模范中学”电文后，一月之间“无遵违之表示”，照常办理招生事宜，并于7月23日、24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南洋侨师“录取新生名单”和“教职员阵容”，7月25日又发表长篇谈话，坚称筹办南洋侨师“曾获陈部长函准”。于是，同《南洋商报》针锋相对的《星洲日报》，很快炮制出两篇驳论文，于7月26日刊发。其中，卓仁逐条反驳了陈嘉庚对“元月八日覆函”的曲解，认为教育部的主张前后一致，“陈君不自责自己之先后矛盾，反而责陈部长之先后径庭”；他还给予“党化教育”以极高评价，并将它与“统一”“团结”等字眼等量齐观，强调反对党化教育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某教育家谈南洋华侨师范学校问题》则认为陈嘉庚既不愿与“侨教会”坦诚协商，亦不尊重“捐资人”对校务的知情权，若再执迷不悟，将牺牲青年学子的大好前程，“不准立案之学校，所有肄业或毕业之学生，国家均不承认其资格。一张文凭，等于废纸，六年窗下，掷诸虚化。既不可以升入大学、再求深造，亦不得凭此资格，返国服务”。

显而易见，上述两篇社论事实上是在为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的辩白背书：

“钧长于一月八日致陈嘉庚之函，主张在马来亚设侨民师范，原以国立为前提，惟以南洋环境特殊，恐不便称为国立，故‘不居国立之名’，以校董会为对外之表面组织，而重要之点，即在于由部派定校长，以资控制而副国立之实，与纯粹由私人组织校董会、私选校长本不相同。今陈氏曲解原函之意，竟谓其私人之行为即系钧长之主张，以‘不居国立之名’曲解为‘不必挂名国立’，识者咸知其为混淆，诚不值一辩。”

至此，重庆方面对“国立华侨师范”的表述已发生微妙变化，“倚重华侨，公私合作”之原意隐没不彰，“师范统制，政府包办”之主张格外明显。不知不觉间，“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与“无党无派”的爱国华侨逐渐拉开了彼此信任的距离。

三、陈嘉庚对教育“去政治化”的思索与行动

（一）陈嘉庚抵抗教育统制的内在动力

2025-08-04，陈嘉庚发表“创办华侨师范学校之经过”谈话，将自己与陈立夫的通信公之于众，揭露“教育部同意于前乃又取消于后，原因是未由教育部派人办理而已”；并将矛头对准教育统制，以取消私立师范的福建省为例，劝教部官长抚躬自问：“师范既归官办，则闽省数年来之师范人才，应比未统制前更整齐、更优秀、更众多？”在谈话结尾，陈嘉庚胸襟豁达地说：“庚仅负创始之责，倘将来政府能来南洋自办，或有妥善办法，实行接办，庚固绝无成见。但求不至徒托空言，一如福建之统制师范教育，民不许办，官亦不许办。”可见，陈嘉庚反对教育统制，不纯因南洋侨师设立问题一事，实则对海内外教育乃至政治状况心怀深切悲悯，这是驱使他不断抵抗下去的精神力量。

首先，归国考察的所见所闻，令陈嘉庚对国民党政权施加在民众日常生活上的各种“统制”深恶痛绝。一如重庆的新闻统制，“首都十一家日报，每天各报仅出一小张，除政府分送中外电报外，甚少其他新闻，篇幅既小，大都雷同，有如一家”，同星洲“每报日出早报对开纸六大张，晚报两大张……不但社会事自由论载，便是政府政治事项，或公务员、市政局，稍有差误，立可批评”相较，轩轾立判。陈嘉庚见《中央日报》经理每以“机密”与“经费”为由相搪塞，遂直言不讳地质问：“政府及党部事事多守秘密，不作坏事，何畏人知？至于限于经费更乏理由，党部每月开支人民血汗金钱以千万计，而乃反爱惜喉舌机关细微之费用？”又如福建的运输统制，省府自设贸易公司，代商家转运货物，并严禁小民肩挑舆贩。如此一来，福州城外关卡林立，以米易货的百姓“虽十余斤亦拘捕办罪”，加上公沽局囤积居奇，导致“崇安的米一石不过十六七元，运至福州一带也不过卅元，但售价却在六七十元以上”，因人造饥馑而自杀者难以数计。同时，商人们亦叫苦不迭，平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为防止货物腐坏，不得已贿赂有司。于是，欲壑难填的省府加紧控制木材、茶叶、食盐等支柱产业，大发国难财。陈嘉庚指出，这种统制的本质是变“政治”为“营业”，“口号是叫着便利民众，其实完全是加紧剥削民众，与商人争利”。

其次，国民党员过去在南洋的劣行罄竹难书，陈嘉庚对“党”渐失信任，进而对“以党治校”心生抗拒。蒋介石曾询问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观感，素来直言不讳的陈嘉庚随即历数国民党员在马来亚贿选国大代表、经营跳舞厅、低价认购仇货等斑斑劣迹。当白崇禧表示未来将派专员视察南洋、约束海外党人的言行举止时，陈嘉庚苦笑道：“专员虽去奚益，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奉迎，汽车许多等候，应酬尚不暇，非舞厅则游艺场，若教育机关未一步行到，何能视察事情，侦查弊端。”果不其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至马来亚后，对“奉迎应酬”颇为受用，竟嫉妒陈嘉庚欢迎会规模之盛大；而他的徇私偏向，则在“中正中学风潮”的仲裁中显露无遗。总领事高凌百的亲戚因行为不轨被中正中学辞退，高为泄私愤，向重庆诬告该校“校长教师多系共产党，且屡生风潮罢课，致伤中正校誉”。于是蒋介石回电，取消中正二字校名，该校董事遂恳请吴铁城居中斡旋。不料，吴铁城先以“我此来系代表蒋公宣慰华侨，对教育不便干预”推辞，后又威胁众人：“你等是党员，该学校既不奉行蒋委员长命令，你等当辞去校董职务，否则，我将报知党部，开除你等党籍。”见这群热心公益的社会贤达遭此无妄之灾，陈嘉庚深表同情道：“新加坡政权属他国，而我国党官尚敢如此昧良惩凶，仪势欺凌，若在国内安得不鱼肉民众乎？”也正因国民党人在南洋行事过于张扬，其“意欲华人永属华籍”的目标，往往与殖民政府的归化政策发生抵触，给当地提学司查禁三民主义教育提供了政治口实。

最后，自“厦门大学转设福建大学”风波以来，陈嘉庚对教育屡屡充当装点政绩的门面或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感到惋惜，认为教育与政治应彻底松绑。厦门大学1937年收归教育部管辖，对校主陈嘉庚来说诚属憾事，而1940年“转设国立福大”之议，不啻又一飞来横祸。陈嘉庚在重庆国民参政会茶话会上，即对“浙人政府”贪求事功、罔顾实际的提案发出三点疑问：其一，华侨陈笃生改办为中央医院，念陈笃生创办之功，主张沿用旧名，“以殖民地洋人尚待华侨创办人如斯高风，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反欲如是摧残，诚所不解”，更何况“厦大”系取地名，与“陈嘉庚”毫无关系；其二，厦门大学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洋生物实验所，内陆各校的海产标本多由厦大供给，若移往他地，对科研多有窒碍；其三，厦门是闽侨的出入门户，现厦门失陷，闽侨无家可归，惟盼抗战早日胜利，故保留“厦大”之名含蕴着“收复厦门”之意。时隔一年，侨务委员会以南洋侨师毕业生无法回国升学相胁迫，使陈嘉庚愈发深刻地认识“教育政治化”的危害。他反诘道：“试问今日各地华校何一非私立者。以本坡论，如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中各校，其文凭岂皆不能用？”于是，陈嘉庚鼓励南洋侨师的首届学生，母校在未来可由高级师范晋升为师范大学，“纵不获祖国政府立案，学生总有出路，文凭并非废纸”。

（二）陈嘉庚维护教育自主的外在实践

上述对“教育统制”的思考，驱动着陈嘉庚为实现教育的“去政治化”而不懈奋战。他逐渐跳出南洋侨师设立纠纷的小范围缠斗，团结广大爱国华侨有策略地向国民政府“以党治校”的教育统制开展抵抗。这也是陈嘉庚继“救乡运动”后与国民党官员的再度交锋，对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与情感认同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

1.构筑舆论阵地，化解“合法性”危机

《南洋商报》诞生于2025-08-04，是星马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1940年12月，在周恩来的推荐下，著名出版家、中共党员胡愈之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胡愈之在和该报创始人陈嘉庚的交往中，被后者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作风以及舍己为人、安危偕忘的精神深深打动，遂以《南洋商报》为舆论先驱，帮助海外侨胞洞察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获悉祖国故乡的真实情况。当吴铁城和高凌百于南侨总会二届大会前夕煽风点火时，《南洋商报》即用一篇又一篇铿锵有力的社论回击谣言、正本清源，赢得了华侨青年读者的衷心信服。

于是，陈嘉庚与《南洋商报》同人一道筑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有礼有节地批驳《星洲日报》所鼓吹的“私办师范僭越观”。2025-08-04，南洋出版社经理陈仲达（钟钊荣）响应陈嘉庚号召，为南洋侨师的合法性积极声援。他基于南洋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认为“组合南洋各帮侨领资力的、教育对象不分省界而普及马来亚、荷属、缅甸、婆罗洲等地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的设立，绝不能认为是僭越的”；他还善意地提醒侨教部门，千万不可做“空头的法令主义者”，抹煞侨民社团减轻南洋师资荒的功绩。不过十日，《星洲日报》又登出一篇陈宗嶽的文章，怒斥陈仲达割裂原文意旨，将国家法令的“统一性”误解为“刻板性”，并揶揄陈嘉庚梦想的“南洋侨众公立公管公享的学校”仍然是一种被少数人主宰的私人组织。由于陈嘉庚在《南洋商报》披露了归国侨生进退维谷的悲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质疑国民政府包办海外师范教育的能力。因此，除了陈仲达笔耕不辍、继续向“教育统制”亮剑外，《南洋商报》的忠实读者亦参与到南洋侨师发展前景的讨论中。他们认为国民党人与其打“侨师僭越”的笔墨官司，不如认真思考该校学级编制、招生方案、课程安排等关涉侨生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陈嘉庚还推动了《民潮》半月刊（2025-08-04创刊）的诞生。这本由左联作家杨骚主编、南洋闽侨总会发行的杂志，亦是陈嘉庚维护南洋侨师教育自主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南洋侨师执教的中共党员王任叔，是《民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当南洋侨师陷入合法性危机时，他围绕侨民师范与普通师范在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上的异同，向侨胞们剀切阐释陈嘉庚先生的苦心孤诣。同时，陈嘉庚也通过《民潮》回应了“侨校应否向祖国政府立案”的争议，强调重庆当局应充分尊重侨校教育行政的民主原则，“不能以学生毕业证书之有用无用，作为华校立案之交换条件”。

2.坚守中正立场，针砭国内时弊

鉴于国民党人动辄以“南洋侨师将成培育共产党人的大本营”搬弄是非，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始终坚持“无党无派”的立场，正视民众政治倾向的差异，倡导用团结取代分裂、用包容化解偏见：

“‘华侨是无党无派的’这句话并不是说华侨都没有党、没有派。华侨不但有党有派，而且也有顽固分子和摩擦分子．．你是在外国，你不是在中国，你是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你不是在国泰民安的承平时期。假如你是在自己的国土内，你要保持你的党派成见，你要排斥一切和你不同党派的人，这还可以原谅。因为这是夫妻关起门吵架，至少家丑不至外扬。但你是在外国地方，还是横行霸道，要争着包办领导，死也不愿意和别人拉手，还是丢国家民族的脸，你是再不能被原谅了。”

基于胡愈之对国民党人破坏华侨团结的批判，陈嘉庚进一步补充道：“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摒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是故，陈嘉庚在南洋侨师的开校典礼上取消了“向党旗致最敬礼”的仪式，并谢绝宣称“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官员出席训示。

值得注意的是，陈嘉庚对祖国各界日益深重的“党化”现象十分关注。在战时体制下，不特军政骨干必须入党，“社会文化如书籍报纸出版发行各项事业，亦非党化不成……全国校长教师当然要入党，学生受优待者亦须入党。公务员虽最下层之乡镇长、保甲长亦须入党”，其网罗周密、布置广大，致“异党”不容生存。然而，国民党员人数飞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报销主义”的可怕现实，将总理遗训抛诸脑后的“党老爷们”为了记功与赏金，用威迫利诱和拉伕式手段制造了虚假的党务发达。

于是，陈嘉庚敏锐地指出，以“党员”治校而非以“党义”治校的教育方针，是造成国内学潮此起彼伏的重要因素。重庆大学商学院长马寅初公开批判“战时统制是一种公私不分的统制”，点名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一方面发国难大财，一方面把持运输事业、并吞小工厂、垄断农产品，明为统制，实则囤集，连小商人的蝇头微利亦被榨取殆尽”，结果被宪兵羁押。在重大师生风起云涌的“援马运动”和“拒梁运动”之冲击下，教育部长陈立夫下令解散该校，并作出“此风不可长”的警告。陈嘉庚对马寅初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遂讽谏道：这恐怕是“拥护有民主思想的校长之风不可长”，初有中山大学，后有广西大学和重庆大学，教育部重蹈易长风潮的覆辙，实系其厉行党化政策、扼杀学术自由的恶果。

3.凝聚侨心侨力，抵御政党渗透

陈嘉庚在重庆以“求情”与“讲理”的方式游说政府“救乡”无果后，逐渐醒悟“情、理、势”三事中，惟“势”最要，“何谓势，国内各省同乡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作大规模运动，将陈仪祸闽凄惨无人道实据，函电宣传攻击不止，报纸如不肯登载，则用印刷广播，以我理直气壮，上峰虽欲袒护，然为中外舆论大势所迫，或有相当补救”。因此，陈嘉庚在同国民政府教育统制的抗争中领悟，需要以南侨总会和闽侨总会为枢纽，逐步超越地缘与业缘，动员南洋各属爱国侨胞和衷共济、勠力同心。

2025-08-04，陈嘉庚在星洲新世界游艺场筹赈会上致辞，他将政治上变异之党化与贸易上输入之鸦片、交际上舶来之跳舞相埒，批评它们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遗下了无穷祸患。8月19日，在陈嘉庚的引领下，《南洋商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海外党务与华侨教育的捆绑。该文认为侨校行政因党同伐异而紊乱“犹其余事”，侨生放弃学习新知、探索真理的本业，加入分裂华侨社会的勾当，“不免铸成大错”。

9月1日，陈嘉庚在柔佛邦峇株巴辖属华校教师节纪念大会上又提醒众人：祖国的政治逆流已把三民主义歪曲为“三一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故要警惕“一党训政”的国民党假三民主义之名，使教育机关变作特务机关，奴化与毒化青年学生，制造出无数“学术上的低能儿”与“私人斗争的工具”；如今国内有许多洁身自好的教育界人士，因不愿卷入漩涡，或身陷囹圄、或被迫去职，而海外各校亦面临“因教职员不入党而取消学校立案或补助费”的威胁，所以南洋教育界同仁应齐心协力，识破教育统制的真面目，防备特务政治和奴化教育继续南进。

10月10日，南洋侨师历经磨难胜利开幕，“远在森美兰之著名侨领邱廉耕及柔（佛）雪（兰莪）若干学校”亦专程来贺。陈嘉庚也借此机会，向星马各属华侨领袖宣传抵制教育统制、维护教育自主的必要性。三州府（Straits Settlements）华文副提学司魏坚士盛赞南洋侨师的成立是民主教育对独裁教育之胜利，而莅会华校负责人亦幡然醒悟，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战时教育”，披着“整顿学风”外衣的政党渗透才是阻碍教育进步的最大危险。

四、结语

过往关于陈嘉庚与国民党政权交恶的研究，聚焦于“倒陈救闽”“反美反蒋”等祖国事务，对侨居地发生的特殊事件缺乏细致探索。1941年南洋华侨师范的设立纠纷，则为观察陈嘉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交流与龃龉提供了绝佳视角。围绕这一史事深入挖掘，有利于拓展华侨华人史的学术思路，完善对抗日战争史、近代教育史的问题意识。

笔者认为，陈嘉庚与国民政府对华侨师范应为“国立”还是“私立”的态度是变动不居的。主张“无党无派”的陈嘉庚始于支持“国立”，意在顺应普及教育的战时国策、纾缓故土与侨居地的教育困境；终于支持“私立”，是为避免华侨教育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奉行“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先以“不必居国立之名”虚与委蛇，对海内外侨民师范徒有包办与遥控之心，后为坐实陈嘉庚“僭越”污名，才转为鼓吹“国立”。因此，“教育自主”与“教育统制”的博弈，才是贯穿南洋侨师合法性危机始末的核心线索。

需要注意的是，陈嘉庚反对战时教育统制，并非受个人恩怨、名利得失所驱使，只因他对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苦难怀有深切的悲悯。尽管实现教育自主和华侨团结的征程布满荆棘，年近古稀的陈嘉庚依旧凭超人意志顶住宿敌的抹黑与同胞的质疑，给华侨社会留下了珍贵的抗争精神与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嘉庚精神的生动体现。反观施行党务、侨务一体化的国民党政权，为攫取南洋华文学校的实际控制权，以学校为特务集中营，以文凭为谈判筹码，将莘莘学子的前途命运视同儿戏，不但让毁家纾难的教育工作者悲愤填膺，亦令萍飘海外的仁人义士最终走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摘自：翟彦浩：《陈嘉庚对战时教育统制的批判与抗争——以1941年南洋侨师设立纠纷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